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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ze: 长16.3cm；宽11cm；高2.6cm；重885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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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nal Price: RMB 170,000

释文
「纵之横之，流之浚之。毋曰石田，心苗润之。山舟铭。」
刻铭并款识

是砚为端溪子石，因砚面上琢有水井之形，故名井田砚。整砚随形琢制，砚边保留黄色皮壳，象征井边山丘田地。砚面灰质，时露紫色，略呈椭圆形，上狭下阔，宽阔处设为砚堂，便于发墨。上部则琢为砚池，用以蓄墨。其形横圆，略似井形，口部略凸起，便于舔笔。砚池四周琢出纵横两端，盖模仿井床之意。砚底平整，色近砚面，有砚铭三行十九字，「纵之横之，流之浚之。毋曰石田，心苗润之」「山舟铭」，皆行书。字体流美，有二王余韵，特别是几个「之」字，也各自安排。砚铭与砚形配合贴切，「纵之横之」既指井床纵横的围栏，亦象征阡陌交通的农田。「流之浚之」，则是指汲水灌溉。浚，有疏通、挖深的意思。此四字也意会研墨流至砚池的情况。后八字，乃是梁山舟过人之处，善于将物赋予人情。不要把他叫做石田，它是能滋润我心苗的。如此意趣之处，还在砚盖上。砚匣用红木依砚形而斫，惟砚盖上部凿空，嵌以白玉索纹循连环。虽然是吉祥纹样，但对应位置恰好是井形的砚池，于是就可以看作汲水之绳，也就坐实了「流之浚之」的说法。
整砚美观大方，意趣盎然，之前曾入展览，并收录图录（注释1），洵可宝也。
梁山舟（1723〜1825），浙江钱塘（今杭州）人，字符颖，号山舟，又自署不翁、新吾长翁，大学士梁诗正之子。清代著名书法家，着有《频罗庵遗集》。
注释1：《古器——剪淞阁文房器具笺》（台北：观想艺术有限公司，黄玄龙主编，2004），页26-29。

石田心苗梁同书
书法上，有清四家之谓，一说是「成、铁、翁、刘」，另有「翁、刘、梁、王」之说。而这个「梁」，就是指的梁同书。不管哪种说法，都在书艺之外，考校家世背景。而梁同书不可谓不显赫。
梁同书的生父是梁诗正。梁诗正最会做官，入尚书房、南书房，历任吏、兵、户、工四部尚书，帝后恩宠有加。然而梁同书却未有如此官运，三十岁，会试不中，得乾隆恩与殿试，勉强得了二甲进士，而后就做做侍讲、起居注注官这样的小官。在他三十六岁时，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一变，奔嗣父梁启心之丧，途中失足落河，辄称足疾隐居不复出。这一年是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），梁诗正开始做工部尚书。
命运的一个转弯，却成全了梁同书，因为他实在不适合当官。太有才华的人，都不适合官场。梁同书就是这样，十二岁就能为梁诗正代笔作书，更能作居窠大字；而十八岁入郡学时，为文常求异于众人，往往时限不能终篇，同人笑其拙。对社会主流规则的不适应性，初见端倪。梁同书需要别样的滋养。
幸而，一方方石田，滋养起梁同书。砚，作为文人学士的必备文房器具，在使用中也有另一重效用，其质多坚，可以明志，而性亦温，可以养德。就像这方的端溪子石井田砚，砚形虽是水井灌沃乡田，又似在滋润着梁同书的心田。故而，梁同书撰其铭「毋曰石田，心苗润之」。
就这样，梁同书过起了林泉优游的生涯。不热衷名利的人，生活也是节俭，衣帽经年不换，钱泳在《履园丛话》里说他「如旧家子弟，不过循规蹈矩，饱暖终身而已」。他的心思在别的地方，且不拘俗礼。丁敬曾给他刻过一方「我是如来最小弟」印，自不是背佛妄法。丁敬在边款中说，「若能心心体佛，佛必视为良友，况弟之乎？」。唉，还是丁敬身懂他。他晚年自署不翁，亦是取自《心经》「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」之意。他的《频罗庵遗集》，而频罗，则是佛教对木瓜的称呼。可见，他心存敬意，但又不以俗法事之。
这样的人，对砚，自然也不以俗眼视之。在行书砚铭册中，他为很多不怎么名贵的砚写了很有趣的铭。如对一方瓦砚，他为之抱屈，「谱文房者，奈何宝他山而薄吾曹」。让人联想起他早年任同会试考官，见到三十四名彭沣的卷子，错愕不已的神情。梁同书有才，也唯才是论，所以肯与之论艺，皆因他们都有一捧心苗。这恐怕亦是砚铭册中，另外一开「人情以为田」的真谛吧。他但将人心之情，而非尘网世故。要不，怎么会推却毕沅所赠的一方大砚，要不怎么会受到故友谢墉之子的陷害。后一段是一则轶事，与主旨也无大涉，不提也罢。
生于雍正元年（1723），卒于嘉庆二十年（1815）的梁同书，可谓是生在清朝最灿烂的季节，但他却甘愿只生活在月影里。如他在三十岁要开始按父辈意愿走入仕途时，却得到元人贯酸斋所书的「山舟」二字匾，遂自号山舟。贯酸斋作为元散曲名家，也是家世显赫，自己也做过翰林，但很快就辞官归隐，隐居杭州。梁同书以「山舟」为号，志向已明。丁敬在给他所治的「山舟」印的边款也刻下了这么一段话，「我携此石归，袖中有东海。今而后随在自由山舟」。
诚然，不如此不得自在，亦无法呵护心头之苗，也无法写出「采自端州，来从庾岭。一支春信早，香到笔花头」，这样清新自然的砚铭。梁同书甘愿退出打造同一模式的社会机制，带着「助我笔花，灿我文章」的信念，用一方砚田浇灌着心苗。灿烂的文章，都收入在《频罗庵遗集》中。在集中卷五，也记载了许多砚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