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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ze: 长12.4cm；宽11.5cm；高4cm；重1174g

Signed and dated: 清雍正十三年（1735）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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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nal Price: RMB 800,000

出版
《砚史》高凤翰着，道光复刻拓本。
《高凤翰砚史》（东京：二玄社，高凤翰着，洼田一郎解题释文，1989）。
《高凤翰砚史》（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高凤翰着，据童衍方藏本影印本，1995）。
《砚史笺释》（北京：生活‧读书‧新知三联书店，高凤翰撰制；田涛，崔士篪释文，2011）第四十七。

释文
「缾研。用以手，守以口。乙卯。」（1735）
「澄泥。付汝魁。西园手制。」刻铭并款识

高凤翰手制澄泥「瓶研」鉴赏
高师之 高凤翰学会副会长《高凤翰全集》主编
高凤翰（1683〜1749），字西园，号南村，晚号南阜山人，别号甚多。山东胶州南三里河村人。「扬州八怪」之一（清凌霞《扬州八怪歌》），清初著名书画家、诗人、印人，制砚大家。晚年集刻砚拓片成《砚史》四巨册，传美艺坛。其平生蓄砚逾千方，日常摩弄把玩，赋诗铭辞，手自镌刻，甚至手自拓片、装册，有时装册后，又在拓片旁边再赋诗拟辞，再题跋题识，诗文书画印，内容包罗万象，《砚史》就是这些拓片经高凤翰自己挑选后分次辑成的。
高凤翰手制澄泥「瓶研」，长12.4cm，宽11.5cm，厚4cm，重1174g，澄泥质，色泽赭黄，包浆老气，是一方典型的鳝鱼黄澄泥砚。其砚底铭文刻「瓶研。用以手，守以口。」篆书，署年款「乙卯」行书。其砚面墨堂内左下侧，阴刻「付汝魁」行草书；右侧墨堂外，顺坡势阴刻「澄泥」小楷书。其砚侧前头，阴刻「西园手制」隶书。乙卯，为清雍正十三年（1735）。此时高凤翰任扬州盐运使司泰州坝监掣官。
可以说，该砚是传世高凤翰手制砚台的经典之作。经查高凤翰《砚史》摹本，该砚的拓片摹刻图，载第四十七（图2），与「汝琥砚」、「汝淀砚」同装一页。
瓶砚受者「汝魁」，即高凤翰次子高汝魁，又名高汝奎，字慕阳，生于清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），到刻这方砚台的雍正十三年乙卯，高汝魁整20岁，也就是孔子所说的「冠而字」的年龄，在古人要有成人礼，留发着冠，可以到社会上交往办事了，老师或长辈要在其「名」之外赐「字」，有的还要赠其书画礼物或箴言，以诫勉鼓励其将来行为。高汝魁也是这样，是年始字「慕阳」，显然这是高凤翰所赐。那么，在赐字的同时，赐给儿子一方砚台，励其攻读诗书，也是很自然的事。赐砚的铭文，正有规箴深意，而且针对性极强。
瓶砚的格式，在古人用砚中是一种常见格式，一般取「平安」二字意。高凤翰诗书画印创作不主故常，时出新意别意，刻砚也是这样。这方瓶砚不寓「平安」之意，而是寓「守口如瓶」意，所谓谨言慎行，如履薄冰。所以在砚底「瓶研」二字之下，加刻铭辞六字：「用以手，守以口。」一句话，就是要多做少说。为什么要赠儿子这六字？读《砚史》摹本第四十七的拓片下侧小识：「魁儿性多率易，不知慎口，作此戒之。」真可谓知子莫如父！
与瓶砚装入一页的，还有两方砚铭。一是汝琥砚铭：「习艺宜古，用俾汝琥。」二是汝淀砚铭：「巺学宜渐，用俾汝淀。」两拓片左侧高凤翰又分别小识：「汝琥侄性巧喜艺，铭以此。」、「汝淀侄性躁，铭以此。」针对三张拓片又总识一句：「各就所病砭之。」高汝琥和高汝淀均为高凤翰本家侄，与高汝魁为堂兄弟，所以三人的砚铭拓片同装一页，寓「一堂兄弟」意，作为长辈的高凤翰确有教导指引之责。
关于高凤翰《砚史》四册的成书及其流传、摹刻过程，大致经过如下：
大约从雍正十年（1732）开始，时年50岁的高凤翰即有将历年所手制铭刻的砚拓辑成一集的想法，不久着手整理。直到乾隆三年（1738）戊午秋八月，病废滞留苏州的高凤翰才完成《砚史》的编辑。之前的七月，高凤翰打算回山东胶州老家，将自己最爱的「宝月轮砚」（图3、图4、图5）送给知己朋友、扬州大盐商马曰管。乾隆六年（1741），回到胶州的高凤翰也把《砚史》带到了胶州。乾隆十三年（1749）高凤翰病逝后，《砚史》留于家中。到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，收藏家王相（号惜庵）渴慕《砚史》，当通过曲折关系看到这部巨册后，叹为观止，决定出资摹刻，以便拓印流传，就请有摹刻绝技的太仓王曰申（字子若）摹刻上石。王曰申用近三年时间，才摹刻了50石，积劳成疾而逝。之后王相又请书画篆刻家吴熙载主持用枣木摹刻其余，终于在高凤翰逝世100年的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全部完成，艺坛为之震动。之后，《砚史》原本亡佚，《砚史》摹本成为下真迹一等的巨著，为艺林所宝。而《砚史》中所载原砚，经过近三百年的风雨硝烟，已稀如星凤矣。
据本人研究统计，目前这批原砚存世者仅有十几方。《高凤翰全集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3年）收录7方。不意当年这方高凤翰创作高峰时期的「瓶研」竟尚在人间。
关于高凤翰手制铭刻澄泥砚事，王相的外甥钱侍辰有《砚史年谱》记之甚详。而其制砚铭砚的创作高峰，正是高凤翰时任泰州坝监掣官的雍正十一年（1733）底至乾隆二年（1737）五月病废去官，期间仅仅三年时间，高凤翰创作了大量的诗文、书画、篆刻、刻砚作品。尤其是制砚铭砚，泰州出产的上好澄泥，成为他刻砚的最得力材料。据《砚史年谱》载：
雍正十三年，乙卯，公年五十三岁。元日铭吏人研、墨海研。春日铭卧狮研。正月铭青州红丝研。二月铭北堂传宝研、泉研。清明制半截古瓦研。三月二十九日制魁杓研、得一道人介寿研。初夏制文辟鸿蒙研。四月制蕉窝研、朱蝠研。闰四月制紫霞云锦研、春草分辉研。六月二十八日制邗沟紫铁研。七夕制小支机石研。又制紫屏雀尾研、水窝云窟研、五云光研、银丝界碧研、大瀛海研、岱研、乌玉楔研、佩绶研、汉影横清研、囊研、叔陶研、砧研、瓶研、汝琥研、汝淀研、脉望研、节研、山河影研、古断瓦研、荔亭用研、霞髓研、照书火研、文海研、冷玉研、古调自弹研、半瓦研、伛偻研、药臼石孙研、小蕉窝研、树滋道人研、轮老学长研、三台岩研、碧润秋荷研、紫玉盘中碧玉荷研、通州澄泥研、秦玺研、五云多处是三台研、丹鼎研、天池研、火土氤氲研、玉堂柱石研、夔龙池研、云膏研、纁锦研。
按，通泰故产澄泥，公适视坝事，故得取材宏富。数年内所制之研，澄泥十居八九，殆天之玉成此举也。然何以挫抑之，使之不竟其志也？岂故留此缺陷，以待后人之追忆耶？噫！
只「乙卯」一年，刻砚就达60方。可以说，之后为高凤翰自己以及后人所啧啧称道的刻砚精品，几乎全部创作于此年。当然包括这方「瓶研」。
「瓶研」的价值所在，不仅在其为高凤翰铭刻原砚的存世稀少，也不仅在其为高凤翰次子所曾拥有，更不仅在其材质为澄泥品第最高者鳝鱼黄，还在于这是一方高凤翰创作高峰期手制亲铭作品的标准器。从其选掇砚材，到相势成古拙的瓶形，到因瓶造意，到拟铭辞，到行、草、篆、隶、楷的题字布局，到镌刻用刀，其于巴掌大小的砚石，周身满注文化符号，而且没有遮蔽一点材质之美，尤耐读者把玩品味、浮想联翩。作者真可谓煞费苦心、苦心孤诣了。以笔者粗浅经验揣测，这方砚台应该不是一次创作完成的。
首先，作者要对澄泥制砚材料绝对熟稔。这是创作的第一步，曰「选材」。正如上文所引钱侍辰言，泰州地区河网沟汊密布，素产上等澄泥，而澄泥中，又以鳝鱼黄为上品。高凤翰品题砚材尤其偏好鳝鱼黄，如他所题陆游「老学庵澄泥砚」（参见《砚史》摹本第五）拓片曰：「砚有『老学庵』刻字，又有『文府』葫芦印，当是放翁所遗，径入内府者。古落如断碑蛀蚀，背作鳝鱼黄，苍点黟黑，细碎如喷墨，尤可爱也。」其中所描述的「背作鳝鱼黄，苍点黟黑，细碎如喷墨」，对比该「瓶研」背部色彩纹理，二砚简直若出一炉。高凤翰关于澄泥鳝鱼黄材质的描述评断还见于其多处题识，兹不赘论。
其次是作者对古砚制制的认识把握与因材施艺的创作工夫。这是创作的第二步，曰「造形」。多数研究者把制砚归于工艺美术范畴，因为这中间确有刻削琢磨的细腻工夫在，而高凤翰的制砚艺术却颠覆了这种「工艺」，他是将砚材作为大写意雕刻来进行创作的，粗朴自然，浑成老到。该「瓶研」即这种「工艺」思想的完美体现，其整体形象有两汉上古之风，颇令人联想到汉碑碣摩崖等，甚至隐约感受到霍去病墓前石马那种大气粗拙的气质。兹处亦暂不备说。
再次，是作者诗词文章造语的非凡才识与功力。这是创作的第三步，曰「品藻」。高凤翰的文化才能，除诗词歌赋文章之外，尤其善于撰铭拟辞。其《南阜山人全集》中，专门有《南村杂集别存》，载其所撰赞颂铭辞一百余篇，这种文学体裁介于诗歌与古文之间，或列于韵文系列，其历史最早，如汤盘铭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等，形式极古雅可诵。高凤翰所撰铭辞，直追上古，寓意深邃古奥，韵节玲珑跳荡，耐人玩味。该「瓶研」铭辞仅六字，节奏干净利落，琅琅上口，字字走心，规箴有力。可与这则铭辞相比照的，还有作者两年后病废右手不久所书的《醉墨册》载「瓶砚铭」（图6）：「墨之城，口之瓶，砚之铭。」虽然是铭的另外一方瓶砚，其寓意则一致，都是说的「慎口」。
第四步则是谋划布局，书字镌刻。曰「镌勒」。该砚作者动刀镌勒共四处，砚头、砚背、墨堂、砚侧各一处。高凤翰制成该砚后，最先铭识作者「西园手制」，以郑谷口一路的曹全碑体，这是高凤翰从早年到病废右手前最拿手的书体，该四字布置于此梯形砚头，有如摩崖题刻，大小宽窄，上下左右，借势布形，舒展浪漫，天成古趣。然后拟定铭辞，在砚背以摹印篆字体，镌刻砚名和六字铭辞，这两组文字，极似两方阴文汉印，而组合自然，略无龃龉，此尤可见高凤翰篆刻的基本功底。据有关史料记载，高凤翰在泰州为官期间，与其妹夫匡继武、同乡李世佐，以及其女婿张克让、侄子高汝澥等，摹刻了大量汉印，凡经考察过这批印蜕的，无不叹服其篆刻基本功的深厚扎实，以此功夫镌刻砚铭，自然绰绰有余。篆书铭辞之右侧，以行草署年款「乙卯」。高凤翰书画篆刻刻砚等创作，很注意署书年款，以备后人考察，有时甚至年、月、日、时、刻都注得明明白白，这方砚台也不例外。到此，这方砚台的「工程」基本完成。之后不久，也许是儿子高汝魁生日，也许是个什么重要日子，考虑到汝魁性格，好多说话，不知「慎口」，此是涉世大忌，遂借此「瓶研」，予以规箴。但镌刻受砚者名字，似乎再无闲地，遂在砚堂左侧，墨杵磨不到的边缘略凸处，以行草书刻「付汝魁」三字，行草书的变化随形造势，正适合这处逼仄的方寸之地。由此，这方砚台的制者、年份、授者、受者，均予体现。当年汝魁骤得此砚，定当视若珍宝。
再后，高凤翰要编辑《砚史》，而此砚墨拓无法体现砚质，遂在该砚墨堂右外侧的陂陀处，以小楷书镌刻「澄泥」二字。至此，该砚全部完成。正面、背面、砚头、砚尾、砚侧等，各面依次拓片。高凤翰于拓片工艺研究亦深，重要作品均手自传拓，摸索出了干拓法、湿拓法、半干半湿拓法、彩拓法等，有时一张拓片用几种颜色分层次拓，犹如绘画的随类赋彩，可惜目前我们只读到相关的文字记载，还没有发现这些拓片的传世，否则又将填补一项金石学历史空白。
该「瓶研」拓片收入《砚史》后，高凤翰在这方砚拓的下侧又题跋：「魁儿性多率易，不知慎口，作此戒之。」就这样，一方美轮美奂的刻砚精品终于全部完成了。笔者借助现代电脑技术，据《砚史》摹本，复原了这方砚拓最终在《砚史》原本中的效果（图7）。
笔者于高凤翰篆刻和制砚艺术有二观点：其一，早于干嘉金石学兴起之前五十年，高凤翰的金石学就从收藏、研究、创作、理论等各方面形成完整体系，可以说，这是干嘉金石学的先声；其二，高凤翰的诗、文、书、画、印、砚艺术是水乳交融、浑然一体的，砚作印来刻，印当砚来铭，砚中集中诗文书画印，其作品有如现代交响乐，交汇、谐和、恢弘、磅礴。此是高凤翰迥出时流的魅力所在。今以此砚观之，亦甚合。
现在，通过与该砚的原拓对比，我们愈加佩服摹本刻者王曰申的绝技。要知道这是他重病即将离世前的最后几件摹刻作品，砚台的形状、铭文，甚至墨堂右外侧的几处泐痕，几乎得以完全重现，只是因为一次次的转摹、度稿、传拓等技术因素，致使铭文变瘦，较之该砚原拓，仍失去不少精神（当然这也与后人的传拓技术有关，目前笔者所掌握的《砚史》摹本，共有7个拓本，品质高低悬殊，页码次序也有变化，此又作别论）。正如钱侍辰《校勘研史笔记》所云：「未读《研史》原本者，得见摹本，已称巨观。不知摹本仅存形似，其精神百不及一。」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至于从摹本第五十一开始，吴熙载用枣木板令雕版工匠摹刻，那离原作相去就更远了。只要对比一下目前存世的高凤翰手制「宝月轮研」和「紫玉蟾蜍研」（图8、图9、图10）的摹本与原石图片，就知道这种巨大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。
通过与《砚史》摹本对比，笔者发现，在摹本中，「瓶研」砚背的铭文中蹊跷地多出「南阜铭」三字。这一度令笔者对这方砚台陡生疑窦。为什么现在的原拓与摹本中的拓片，各处均若合符契，独独多出这三字呢？仔细观察该砚背处铭辞周围，凹堂平整，包浆浑然，概无修磨痕迹，是证该砚该处原本就没有「南阜铭」三字。再一转念，世间但凡做赝者，均是以劣充优，以无名做有名，以小名头做大名头，哪有这样的傻子将原有的大名头决然抹去呢？由此，我们只有研究摹本的问题了。
那么摹本中的这三字又是从哪儿飞来的呢？仔细揣摩这三字，益觉与右侧铭文疏离、生分，相信凡习书法者均能有此感觉。及反复查阅《砚史》摹本全书，见摹本第二（图11），有王曰申小注：「右七行题记，原本密排砚池内空白处，今移摹砚图外，稍疏其行列，后凡砚拓内题字移出者仿此。」摹本第四：「前环砚图二题，原本在砚边内砚面四围空白处。『此视』一段，自右上角绕而左，『按』一段，自右下角绕而左，字小如蝇头，恐摹刻不耐久拓，既移出图外，因展其字形，大于原本一倍，字体笔意，对临取似。」摹本第二十三（图12）：「原本此铭墨书砚池内，就空满填，书而未刻。观伯阳司寇已铭其背，故此云『再识』，而上辟巨池，既广必深，古人多磨墨汁，笔蘸墨华，用砚池多取深广。此砚当是先生承司寇命作铭，砚池下磨墨地不可书，书砚池内，复深不便刻，故未刻，抑或已刻而不便于拓，乃笔记之。」等等。乃恍然悟，原来摹刻者在依照原本钩摹上石时，遇到特殊情况可以变通处理，为的是让后来者传拓、装裱方便。钱侍辰的《校勘研史笔记》中也谈到重装册页时的这种设想：「《研史》原册，高七寸九分，宽一尺三寸四分，对合成册。图之宽者，褶迭既久，恐致坼裂，因展放装作推蓬，又觉册幅太宽，不免重累。将来覆刻当稍为展放，高可九寸八分，准琴研之长，宽可一尺六寸二分，其半幅准大瀛海之宽，中留折缝，仍可装作合册，较为简便。」
由此判断，「瓶研」摹本中的这三字大概来自两种情况：一是原拓片外侧的原有题注，如果在该拓片左侧，则已逼近整个册页的中折线，那么如果依照原位置摹刻，势必给后来传拓、装裱、保存造成麻烦，于是摹者就将之移于砚背仅有的一处「闲地」。第二，更有可能的是，原本中，在此砚背拓片铭辞左侧，墨笔后添此三字，以作小注，而摹者径将之刻入摹石，造成摹拓图与原拓图的些微出入。
由此，笔者更大胆地推断：摹本中这「南阜铭」三字当非高凤翰手迹，应系后来他人添加。至于谁所添加，尚无定论。理由有三：其一，文字本身较拘束紧张，这只要略熟高凤翰书法落款，都能感觉到。再对比摹本中其他刻砚（图十三），时有代笔代刀现象，则于此益信。其二，此三字位置不妥。赏读《砚史》摹本高凤翰各处铭识，以及其书画作品题跋，无论巨细，均极安妥、熨帖、自然。对照该砚原石，则发现除此三字外，每处铭识，无论字多字少，都使周边的空间、各面的「地势」、石质的纹理色彩等得以完美展现，独此三字与右侧铭辞格格不入，局势下坠，不啻蛇足。以高凤翰之高明，即便于装成后的拓片内墨笔题书，亦断不会如此别扭夯拙。其三，高凤翰与人交往称呼极其讲究，对称、自称，关系非常准确，包括与亲人、门人等，各各不同，如此摹本第四十七，对两位侄子，则曰「俾汝琥」、「俾汝淀」，自称「南村老人」，对于自己儿子，则曰「付汝魁」，若准确自称，则必曰「父字」、乃翁」、「老阜」等等，或径不必落款自称，是不必礼也。而此处落「南阜铭」，显然系外人口气。
要言之，从该砚制成的雍正十三年（1735），到《砚史》摹本完成的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，中间104年，拓本在各处递藏过程中，各种情况皆有可能。尤其是《砚史》原本的匿世，使这个推断不得坐实。假若有朝一日原本重现人间，那么这三字的有无及位置所在，定当作为真赝评判的论据之一，以此俟诸后来。
再回到该砚本身。
高凤翰的制砚铭砚艺术向为艺林珍视，即便这部依照原本摹刻的《砚史》摹本，也令后代研究者以及文物收藏界视为不可多得的珍本。但就其原生态方面看，其具体内容和文化内涵，有待深入研究和讨论的地方很多。有些砚台是前人所制，高凤翰收藏后题咏镌刻铭文；有些是改造旧款式，或对剖，或裁截，重新磨刻新式，再缀以新的题跋铭辞；有些是自己手制，亲撰铭辞，亲笔书写，而令门人、亲人代刀镌刻。当然有相当一部分，是从头到尾自己动手，甚至亲手拓片，然后就拓片裱装后题跋题识，完成的时间跨度也长短不一，期间故事曲折，人事错综，内涵极其丰富。就这方「瓶研」来讲，恰恰是高凤翰从选材到最后完成的精品，所以郑重其事地给儿子留为座右铭。附带略提一点。高凤翰生有二子，长子高汝延，自小随侍高凤翰日常生活和笔墨应酬，可惜在雍正九年（1731）染病死于歙县，年27岁，留下才一岁的独子高攀鳞。高凤翰次子即高汝魁。高凤翰因失子之痛，对次子汝魁和孙子攀鳞百般呵护调教。尤为可惜的是，高汝魁十六七岁时罹患眼疾，及长大，几乎成为盲人，一切读书文墨因此荒废。所以虽然得到此「瓶研」，其实并未真正使用过几次，这虽然在高汝魁是不幸的，但因此在客观上保留了该砚的原始凿成状态，加之后代递藏者悉心保护，终致此铭心精品完璧至今，从这个意义看，于高凤翰、于高汝魁、于此砚，又是万幸的。
所以，笔者结论：该澄泥「瓶研」是高凤翰制砚铭砚艺术的精品和存世作品鉴别真赝的标准器。